鉴于欧元的财政支持机制难以真正出台，去福利化步履维艰，政治一体化更远非一日之功，因而欧元区缺乏解决问题的基础架构，欧洲政治家也没有拿出治本之策的历史勇气，所以，欧债危机将是一场持久战。基于这样的判断，笔者以为，我们对欧债危机的长期性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欧盟推出的救市措施和市场表现应有恰当的判断。

  目前欧债危机的救市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增加银行资本和市场流动性展开，包括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欧洲央行(ECB)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二是围绕救助希腊展开，包括近日达成的1300亿欧元的纾困计划；三是围绕防火墙扩容展开，努力将EFSF由5000亿扩大到7500亿欧元甚至10000亿欧元，为未来之需做准备。由于欧盟决策机制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救市政策是在反复争议中产生的，常常给人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感觉，让人如坠云雾中茫然无所适从。

  可以预计，在救市过程中，我们将看到一些有效果的短期政策，比如欧洲央行推出的LTRO，该操作向银行提供为期三年的低息贷款，由于主权债市场收益率较高，实际上是鼓励银行做息差交易，由此引诱银行向市场注入资金，从而缓解流动性紧张。这些政策属提升投资者信心的正面驱动措施，但其本身也具有一定风险。同时，我们也能经常看到一些反复甚至矛盾的政策和声音，比如德国人就反对扩大EFSF的救市规模，德国内政部长在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希腊退出欧元区。德国人的这些声音当然反映了德国不愿意承担过多的救市成本，给救市的前景蒙上了更多不确定性，但也体现了危机持久战下的市场各方备受煎熬的真实性。

  欧债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但笔者认为，对中国，欧债危机未尝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说是机会，并非说中国经济不受欧债危机的拖累。恰恰欧盟作为中国的第一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及由此导致的欧洲经济衰退已大大冲击了中国的出口。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这些负面影响，中国在欧债危机中能取得更多的战略利益。

  具体说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欧洲银行去杠杆化带来的机会。目前欧洲各银行正努力赶在欧盟设定的今年6月这一最后期限之前，将各自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至9%。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欧洲银行资金缺口1147亿欧元，其中西班牙262亿，意大利154亿，德国131亿，法国73亿，希腊300亿，葡萄牙70亿，奥地利39亿，比利时63亿。这还不包括欧洲银行万一遭受希腊等债券违约而造成的资本金损失。欧元区银行目前管理约30万亿欧元资产，是美国银行体系资产的2.5倍，是欧元区GDP（约9.5万亿欧元）的3倍。如此庞大的银行资产目前急需去杠杆化，由此带来参股欧洲大银行、收购欧洲银行资产赢得欧洲银行区域市场空间三大机会。比如德意志银行需补充资本金32亿欧元，缺口最大的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存在150亿欧元的资本缺口，这当然是参股的大好机会。欧洲银行正急迫 “瘦身”，未来几年将有高达5万亿欧元的银行资产出售，比如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正考虑出售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银行资产；而作为买家，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透露它正以六折的价格向某家欧洲银行买入一个资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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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据为证。据银监会统计，我国2009年上半年新增7.37万亿贷款中，大型企业得到47%，中小型企业得到53%。按说这个比例已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似乎已解决，但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划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划分不同，根据2003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在4亿元以下都称为中小企业。实际上我国的中型企业在国外都被视作大企业，国外的小企业才相当于我们说的中小企业。我国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中，规模大的企业得到大多数贷款，比如上半年新增贷款中，小企业占53%，其中中型企业得到了44%，小企业仅得到9%。

  行政推动要真正有效果，须有适当的利益驱动机制。银行作为市场主体，尤其是国有银行股份制运作以后，都有合理的利润和市场目标，在既存市场条件下，如果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则适当放弃中小企业和消费信贷就是理性选择，即使这种理性选择会造成萨缪尔森所称 “合成的谬误”：即银行减少对中小企业贷款造成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进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性的失衡。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也是一种“市场失灵”，虽然这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看起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改变市场条件和博弈规则。当市场环境改变了，银行主体决策依据就会变化，就会导致他们主动发放更多的消费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

  比如要推动银行扭转“垒大户”、追求名优大企业的传统，首先一条是必须降低银行准入门槛，建立大中小多层次的银行市场结构。当前我国主要还是大银行的结构，大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光是五大商业银行的追求，也是招商、民生、浦发等中小股份制银行的追求，甚至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在本地本市范围优先为地方国企和大企业服务。只有放开准入门槛，营造竞争环境，这些“大银行”才会有动力去开拓小企业和消费贷款的新“蓝海”。如果“大银行”靠追求“大企业”就能“吃得好”、“吃得饱”，指望他们放下身段去服务小企业，就只能是美好的幻想，即使领导喊话也只能起一时之效。

  放开对银行贷款的利率管制，同样是改变博弈规则的举措。只有给予银行以资金定价权，让银行根据企业的风险状况对贷款确定合适的利率，银行才可以真正放手去给中小企业贷款。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财务账目不规范，经营自由度大而稳定性差，市场信用不健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有人因此呼吁中小企业要做到财务规范、提高信用度，这虽然有益但却徒劳无功。可以说，财务不规范、信用不健全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小企业的本质属性，是怎么呼吁也难以根本改善的，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只有放开银行利率定价权，让微观主体自行定价、充分互动，才会解决问题。而我国的现实是，银行存贷款利率都是受管制的，无法根据贷款对象的风险确定利率获得补偿，也就没有动力去开拓中小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的“蓝海”。

中国崛起之后，怎么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将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而跻身发达国家。国家统计局为此提供的一个注解是， 2008年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三，人均GDP为22698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2770美元，即将跨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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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每次呼吁之后，结构反而进一步扭曲。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城乡、区域、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也是考虑了民生领域投资的，但“四万亿”实施下来，原来停掉的一些“二高一资”项目重新上马，GDP增长更加依赖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扩大，民营中小企业投资受到排挤，房价调整被拦腰斩断，高房价卷土重来，大量农民工的回流使农民收入落差加大。

　　这种现象初看起来，似乎是原来结构调整的努力被金融危机冲断了，但仔细推敲，还是利益驱使造成的。以原有的结构推进经济，更符合地方政府的比较利益，或者说这样的“盈利模式”更可行，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地方政府的竞争，决定了投资和大规模的园区规划建设模式有比较优势，而竞争政绩下的官员晋升机制，更加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内在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结构调整虽有长远利益，但不是现实的利益选择。如果指望不触及现有发展模式的利益，不经过阵痛，就能顺利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我看来很不现实。比如房地产市场，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已造成民众与开发商甚至社会情感的对立，房地产市场政策急需“结构调整”，但住建部却认为当前要维持房价既不大涨又不大跌，不能不说这是很矛盾的。住建部如果要推进住房市场的和谐发展，要推进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则非进行大的结构调整不可！这甚至是一场革命，是革现有房地产发展模式的命！既然是革命，就不能以房价维稳为目标啊。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各类文章中，经常提到渐进式改革，也有人提到了增量改革。即改革尽量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保持原有格局运作的同时开发新市场、新力量、新模式。比如改革开放不在上海、北京、辽宁拉开序幕，而是选择在偏居一隅的深圳探索市场经济模式。价格改革是在保持生产资料价格的计划控制同时，逐步在一些地区放开产品价格管制。企业改革模式也是在体制内企业外部派生出民营企业，然后通过民营企业逐渐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这样一系列的探索过程，都可以理解为增量上、或者叫边际上的改革。但随着新的发展模式固定下来，要对其作“结构调整”，增量改革的思路，我认为怕已不适用了，不可能存在边际上的结构调整了。

　　对比美国应对危机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深刻反思。

　　比如，美国金融机构在本次危机中元气大伤，但经此一役，美国重新梳理并将重建其金融制度；美国原来的透支消费模式不可持续，现在借机提高了储蓄率，贸易赤字使美国决心推动其出口经济的增长；借新能源革命推动新一轮投资增长，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注入全新动力；甚至借金融危机的压力推动了其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

　　原本，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做出了的结构调整决策，已经推出了一些措施，但被应对金融危机的救急思维打断了。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政府大把投资，进一步加大了投资对消费的比重；国进民退，民间投资受到排挤，国有大企业和政府进一步控制了经济。而其实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本来应该是一次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大好时机，因为危机对原有的模式产生了极强的外部压力，但现在这个最佳的调整时机已经过去了。

　　在澳大利亚政府眼里，正是力拓股东的利益导致其毁约，因而是“商业行为”，而朝野上下围绕中铝注资力拓的反对声，尚未走到政治程序层面，没有导致政府干预，因而不算“政治行为”。我们相信，澳大利亚政府这次没有干预力拓董事会，然而这并不表明力拓单方面中止交易就不是“政治行为”。如果不是来自中国的中铝，而是美国铝业，或来自英、德、法等地区的欧洲铝业，即使同样有市场回暖的利益诱惑，力拓董事会恐怕也不会冒着触犯市场诚信的风险中止交易。因此笔者认为，力拓“过河拆桥”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其背后有深刻的地缘政治！

　　按欧美的“正统”观点，欧美始终是世界的核心。麦金德于1904年发表有关“心脏地带”的陆心学说，就明明白白指出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是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后经过“一战”和“二战”，世界轴心从英法德核心地带跨越大西洋，拓展到北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建立起来之后，欧美国家通过这些国际机构操纵了世界事务。之后，又将大洋洲以及北欧国家都囊括进来，并经过其内部的北约、经合组织等机构协调，构成坚不可摧的所谓世界轴心。在欧美轴心之内，通过家族和跨国公司的跨国发展，形成了紧密的利益纽带，虽然他们在内部也有激烈的利益之争，但一旦对外，就是坚固的利益堡垒。这次力拓毁约，不过是利益轴心地缘政治的再次显形而已。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欧美利益轴心通过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化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通过控制技术和营销网络，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压制在“微笑曲线”低端，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将中东资源国和亚洲加工经济体的盈余美元回流购买其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但就是不允许这些盈余美元收购他们的跨国公司和战略资源。迈克尔·赫德森在《超级帝国主义》中说 “美国外交官已经清楚地说明，用美元收购或控股美国公司甚至兑回黄金都被视为敌对行为”。其实不光是美国，整个欧美利益轴心，他们的家族和公司股东，在遇到轴心之外的机构收购其战略资产时，都会自觉地反对，他们此时的团结空前一致，甚至无须政府去协调，这正是地缘政治的深层影响。

　　对于中国在内的债权人来说，美联储将直接购买国债等于说美联储将启动印钞机加印美元了，意味着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双重风险，即使按照斯蒂格利茨的建议去购买通胀指数化债券，汇率风险似仍难以避免。那么，外国投资者应如何评估投资风险？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美联储这次开闸买国债，与美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内战时期停止金本位开印“绿币”的做法“好有一比”。内战前棉花是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大概占到出口价值的一半，南方种植园经济就是靠出口棉花得到贸易盈余，而北方经济对国外是贸易赤字。内战爆发后南北方经济隔离，北方无法从南方取得盈余，但其进口需求并未缩减，因此立足北方的林肯政府顿时财力吃紧，不得不终止金本位制、发行“绿币”融资，印钞机就此开动。

　　而现在的美国政府，为拯救正在加速崩溃的银行体系，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救市。市场普遍认为，今年美国国债的发行将超过2万亿美元，由于国内储蓄极低，如果不能吸引外国投资者购买，则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美联储直接购买，也就是赤字货币化。

　　那么内战时期加印“绿币”是否造成了通货膨胀和货币的对外贬值呢？在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找到的数据是，以Warren-Pearson批发物价指数衡量的美国价格水平在1864年8至9月达到顶峰，是1861年内战爆发时平均价格水平的2.5倍，至1865年战争结束前夕，物价已略有下降，但仍是1861年水平的2倍。至于货币对外贬值可以拿黄金升水来衡量，数据表明，黄金的绿币价格指数以1861年为100，在1864年顶峰时期约为200，但随着内战结束升水快速下滑，至1879年恢复金本位，整个内战时期黄金价格指数是收敛的，平均为124.57。也就是说“绿币”时期，美元对外并没有大幅贬值。

　　虽然“一战”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内战时期因发行“绿币”导致通货膨胀是“可耻”的，但是与“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恶性通胀经历相比，内战“绿币”时期的通胀是温和的。弗里德曼认为，资本的流入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人们预期黄金的绿币价格继续上涨，人们就会把手中的绿币换成黄金或外汇，以便在将来的升值中获利。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预期黄金的绿币价格上升之后会回归到之前的水平，人们就会把手中的黄金和外汇换成绿币，以便从将来的黄金低价格中获利。看起来人们的预期更倾向于后者”。

　　弗里德曼这个判断显然得到了实证的支持，而有关资本流入的数据更是直接证据，“早在1863年2月荷兰银行就开始小规模购买美国证券”， 1864年联邦政府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看起来预示了战争的迅速结束和北方的彻底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广大投资者去持有绿币资产，尽管当年黄金升水的上涨速度很快”，“这些事情对于恢复美国对英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十分重要”。

　　针对温家宝总理上周五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对中国投资美国债券资产安全表示的担心，奥巴马总统马上回应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对投资美国“应有绝对信心”。

　　但就凭奥巴马一句“应有绝对信心”，中国就能高枕无忧吗？我们相信奥巴马和美国政府都是讲信用的，历史上，美国的信誉在全世界算是信得过的，但前提是美国得有钱支付。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2009财年更进一步至12000亿美元，而2010财年预算财政赤字是17500亿美元、总支出3.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2010财年，联邦政府每花一块钱就有五毛是借来的。

　　如果光是政府缺钱倒也罢了，比如日本政府同样赤字高悬，但日本的企业和人民却是有钱的，政府借的是内债而不是外债。但美国远比不了日本，2008年底美国未清偿债券余额已达到10.7万亿美元，加上地方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美国总债务达到5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更加庞大的包括医保、社保在内的隐形债务。背负如此巨大的债务，不知道奥巴马凭什么让世界对投资美国债券有“绝对信心”，即使美国有印刷美元这个世界通货的独门技术，但如此巨大的债务，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又从何而来？

　　奥巴马的言不由衷已不是第一次了。这个雄辩滔滔的总统，据说口才远胜于美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总统演讲家，比如甚至就职演说还没开始，舆论已在放风说即将诞生的演讲词将媲美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那篇著名演讲。奥巴马的看家本领就是“说一句话让对立的双方都认为得到他支持”。但是执政绝不同于竞选，不但说的和做的要大致对得上，而且如果说话总得不到实际的验证、或者干脆在逻辑上背离事实，人们就不会信了，既然不信又何来“绝对信心”呢？

　　比如说，今年2月奥巴马宣布2010财年的预算赤字是17500亿的天文数字，市场看到这个数字想到的是，美元会大幅贬值！外国投资者对继续购买美国债券非但没有信心，可能还会抛售手上的债券！于是奥巴马许诺：在其第一任结束前（2013年）将努力削减财政赤字至5330亿！

　　天啊！不知道奥巴马是如何推算这个预算的。我们可以理解，金融危机之际政府大笔财政支出非常有必要，何况奥巴马和民主党又是主张“大政府”的呢，所以赤字高点儿就高点儿吧！但是拜托，不要为推销国债推销美元就口无遮拦弄出个缩减赤字到5000亿来，世界人民不是傻瓜！有经济学家推算过，这个赤字缩减预算对真实GDP增长率的假设是：2009年1.2%，2010年3.2%，2011年4.0%，2012年4.6%。而过去16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0%，从来没有达到过4.6%，即使被认为是黄金增长时期的克林顿八年任期，平均也只有3.7。现在奥巴马政府居然宣布，经济明年就能恢复非常强劲的增长，超过过去16年的平均水平，然后2011年就能超过克林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到了2012年更是要创造20年中最高的增长率！

　　现在正是廓清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时刻！值此“两会”召开之际，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应考虑建立三层次住房体系，即形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三个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明确每一户城市居民有权利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中央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大力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对不占用政府经济适用房资源的居民进行税收返还补偿以鼓励其购买商品房。三层次住房体系的要点是：

　　第一，以经济适用房建设为核心。各地政府有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责任，明确每一户居民有权利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废止抽签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制度，废止将经济适用房用于向公务员、教师和优抚人员分配的政策，如此既可避免经适房分配过程中的寻租腐败，又能稳定居民住房预期，增强人民幸福感。

　　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运营遵循微利模式，同样缴纳土地使用金但限定价格，设计建造实行面向开发商的招标制度，小区管理实行面向物业公司招标制度，出售价格由政府限价。如此，经济适用房对政府不会造成财务负担，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开放了业务机会。

　　经济适用房要名副其实，面积、户型严格限定，“参数”可由当地人大投票确定，对选址要有科学布局规划，形成有利于居民工作生活的社区结构，防止经济适用房郊区边缘化的倾向。

　　另外，需要明确，经济适用房只能用于自身居住，如果出售只能卖给政府，以法律禁止经济适用房的市场方式出售，明确每户居民既有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也有将经济适用房出售返还政府的义务，以形成经济适用房的良性周转。居民如果要改善居住条件，政府通过退税鼓励其购买商品房。

　　第二，在经济适用房之下辅以政府廉租房，形成对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的住房救助制度。

　　各地政府有建设廉租房的责任，每年用于廉租房建设资金列入预算。廉租房建设资金可从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土地转让收入中提取，中央政府对实在有困难的各地政府实行资助。明确每一户租住居民必须自住，不能转租，不住时强制退回，租金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确定并定期调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体系，以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第三，在经济适用房之上实行商品房市场。

　　由于有经济适用房托底，商品房的市场发展趋势一定是面积较大、环境优美、服务优良，高端市场甚至是奢华的，以满足人民追求优质生活的需求。因此即使实施了“三层次住房体系”之后，商品房市场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吴志峰

　　对于第二波金融海啸是否到来、何时到来，曾有多种估计。《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基于债券市场巨大违约的可能性就提出，金融海啸第二波或许在今年三月到来。笔者认为，目前无论金融机构还是工商企业，出大事件的概率都比较大，虽然各国救援行动正在不断加大力度，但这些天来花旗银行、AIG和通用汽车或许破产或许国有化，美国一些州县政府和东欧国家也将面临破产危机的坏消息显示出，金融海啸第二波已在涌动，金融危机对贸易、投资和生产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还将继续恶化。

　　和雷曼倒闭标志着金融海啸第一波的到来一样，金融海啸第二波也会有冲击力巨大的标志性事件，目前候选者有二，或者是花旗银行、美国银行、AIG集团三家中至少一家破产（但由于太大而不能倒闭，一个替代破产的方式是被国有化），或者是债券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崩盘。

　　事实上，美国政府正考虑对花旗银行等超大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但问题是美国政府本身已资不抵债，所能动用的财政资源越来越有限，因此不排除其中一家倒闭，而一旦这种巨无霸倒闭，无论是作为存款机构的花旗还是作为保险巨头的AIG，都势必对金融市场构成巨大冲击，金融海啸第二波将“排山倒海”而来，甚至是宣布他们的国有化也会引发金融海啸第二波，因为投资者不计成本的抛售，对市场也是要命的。如果是企业债券市场崩盘，那就意味着实体企业和州县政府已无法偿付到期债息，经济重度衰退，大量金融机构集中破产倒闭，此时即使政府对金融大佬国有化也已无济于事了。

　　从本次金融危机演化的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次贷危机，从2007年初房产抵押贷款风险浮现，新世纪金融公司等房贷金融机构预警开始，次贷危机像春天的叶芽绽放并不断蔓延，期间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对冲基金濒临倒闭，2007年8月贝尔斯登总裁引咎辞职是个标志性事件。但当时美欧财经高官对次贷危机的影响仍是低估的，那时预计损失不过2000亿美元，然而次贷危机加速蔓延，直到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但仍局限于华尔街。

　　第二阶段是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不断扩大，引发对冲基金、保险机构和投资银行展开去杠杆化，2008年7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救助“两房”并于9月正式接管，与此同时华尔街四大投行全部深陷困境，危机由“wall street”向“main street”蔓延，引发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人的恐慌和资产抛售高潮，业界所称的第一波金融海啸由此达至高潮。

　　吴志峰

　　消费券对拉动经济有没有作用？当然是有的，杭州消费券可以证明。据统计，杭州消费券的拉动作用明显。现在媒体炒的是深圳该不该发消费券，有研究机构建议深圳发20亿消费券，惠及900万人，云云。

　　但消费券拉动经济的作用能延续多长时间？仍以杭州为例，理论上从1月24日至4月30日消费券过期为止，多少都会拉动点消费。然而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消费券使用时间也就是一个点，它对应的消费拉动就相当于一个脉冲，经济学上就是把消费券的刺激作用作为一个脉冲来处理的。在此语境下，要获得持续的经济拉动，显然得有持续的财政投入，因此消费券的持续投入及投入范围就取决于可使用的财力。

　　在正常经济环境下，消费券一般无人提及，即使针对特困人员的救济也是这样。因为在经济学上可以证明，实物救济由于限制了被救济人的选择权利从而会导致他们的福利损失，因此对于被救济人来说，现金救济当然优于实物救济。消费券较之实物救济增加了被救济人的选择权利，因此要优于实物救济，但因为同样的理由，它劣于现金救济。

　　在经济危机时刻，由于社会总需求萎缩，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刺激需求来相应生产供给，促进经济趋向均衡。此时原来用于救济的现金如果改用消费券发放，虽然因限制了被救济人的选择权利而减少其个人福利，但多少会增加社会总福利。因此在危机时刻向特困人群发放消费券总体上是有益的，可以实行消费券的社会救助，成都、杭州等地的消费券发放可以看成这个类型，即消费券是对救助对象的现金替代。

　　然而在经济危机环境下，需不需要对社会大众发放普惠制的消费券呢？这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政府的财力，如果财力雄厚也没什么不可，比如香港2007年有1100亿元盈余，政府计划把400亿元回馈市民，这400亿在经济危机时改发消费券当然没问题；

　　第二，这个社会是否已经发达得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比如发消费券的日本，其城乡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备，社会保障体制也完备，要刺激经济就普发消费券吧。但就是发达如美国者也不会发普惠制的消费券，因为美国觉得它的基础设施，如机场、公路需要大修了，一些地方相对中国新建的基础设施都落后了，需要投入资金，新能源也需要投入，所以美国刺激经济计划的规模再大，也不会推出普惠制的消费券。中国虽然近几年财政有盈余，但用钱的地方更多，城市基础设施不说，三农、中小企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缺的就是资金。发放普惠制的消费券，倒不如去救助失业人群，去建社保体系。

　　第三，消费券的作用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回到平衡轨道。前面已说了，消费券的作用就像脉冲，如果经济这个心脏能在消费券脉冲刺激下很快恢复正常的跳动，发消费券当然可以，然而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从来没发生过。即使人们把消费券的全部花出去甚至再附带自己的消费支出，也不足以将危机周期的经济短时间恢复正常，何况实际是消费券的使用往往会替换人们正常的消费支出而增加储蓄呢？